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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再無音訊 思念成海

     

    □新華社記者梅常偉、李松、劉斐、鄔慧穎

    “您的家中,哪位親人參加了紅軍?”

    “我的爸爸,梁在英。”

    “他是哪一年參加的紅軍?”

    “1934年,村口有個宣傳隊動員大家當紅軍,他就去了。”

    “后來呢?”

    “紅軍長征,爸爸跟著走了,再也沒有回來……”

    緊接著,是沉默———今年92歲的梁景春說話聲音洪亮,思路清晰,但關于父親參加紅軍長征,這是他能提供的全部信息。至于梁在英出發后,參加過哪些戰斗、有沒有受過傷、何時何地犧牲等等,都是一片空白。

    空白是因為無從得知。梁景春說,父親離家時,自己已經7歲,開始記事了,那時家里人每天都盼著父親回來,卻始終沒有消息。實際上,記者在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鄉豐垅村走訪紅軍后人時發現,類似的情況并非個例———

    梁在躍,梁澤紅的爺爺,紅三軍團戰士,1932年參加革命,1934年出發參加長征,無音訊。

    梁崇萬,梁文河的父親,家中排行老三,與四弟梁崇芹、五弟梁崇芬一同參加長征,犧牲經過不詳。

    梁從優、梁子光,梁小群的大爺爺、小爺爺,長征出發時一個20多歲,一個不到18歲,此后再無消息……

    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的等待,在相當一段時期內,成為包括梁景春在內的豐垅村村民,以及更多瑞金群眾共同的生活主調。只不過,他們當時還不知道,自己日夜牽掛的親人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,也創造著人類歷史的奇跡:長征途中,紅軍進行重要戰役戰斗近600次,幾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戰,平均走365里才休息一次。

    “兒女盼著爸爸、妻子盼著丈夫、父母盼著兒子,紅軍離開的那一天,大家的心其實也跟著走了。”已經做了15年講解員的鐘吉玲也是一名紅軍后人,她的三爺爺在長征途中犧牲。她說,每次講起陳發姑的故事,她都感同身受。

    那年的一天,蘇區干部來到陳發姑所在的上山壩召開大會,動員群眾參加紅軍。陳發姑的丈夫朱吉薰動了心,他的母親、伯父卻堅決反對。僵持不下之時,陳發姑做通家人的工作,挑起家里的擔子,讓朱吉薰如愿成為一名紅軍戰士。

    不久后,紅軍開始轉移。行前,朱吉薰與陳發姑約定,勝利之日再相聚。可誰知,二人這一別,竟是永訣。

    “陳發姑盼啊,等啊,但朱吉薰就是沒有一點音訊。”鐘吉玲說,新中國成立后,有關部門進行了調查,認定朱吉薰在長征途中失蹤或者犧牲了,但陳發姑不肯相信,仍然堅持等著丈夫,等他回家與自己團聚。

    2008年,115歲的陳發姑走了。人們在整理遺物時發現,她的床前、屋角,碼放著一雙雙或舊或新的草鞋,數了數,總共75雙。原來,與朱吉薰分離的日子,陳發姑一直默默堅持每年給丈夫編一雙草鞋,75年從未間斷。

    后來,為了紀念陳發姑,人們給她立了銅像。那是對愛情的致敬,也是對思念的致敬———自紅軍離開那天起,即使音訊全無、生死未卜,許多蘇區人民都像陳發姑那樣,時刻想著親人、念著紅軍,等著他們回來。

    在葉坪,紅軍轉移后,敵人拆毀紅軍烈士紀念塔,只有“烈”字石刻完整幸存,一位姓謝的大娘冒著生命危險把它藏在家中,直到全國解放。

    在華屋,17個年輕后生參加紅軍前,相約到后山每人種下一棵松樹。他們再沒回來,但鄉親們用紅漆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石碑上,讓后人世世代代記住他們。

    在馬道口,夜深人靜的時候,88歲的梁海如常常想到父親,想他參加長征時到底經歷了什么,想著想著,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,“對他沒有印象,但我還是想我的爸爸啊”。

    時光流逝,深情不改。不管離開多久,不管走出多遠,紅軍從未走出過瑞金人民的思念,過去是這樣,現在是這樣,將來仍會是這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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